纪律是管党治党的“戒尺”，也是党员、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。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。回顾党史上的纪律教育，对当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有积极意义。

“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”到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

1927年秋收起义后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。一路行军作战、长途跋涉，战士们疲惫不堪、饥肠辘辘。时值秋收，有些战士饥饿难耐，便随手挖了老乡家的红薯，当地群众对此颇有意见。面对此种情况，毛泽东意识到纪律松弛会损害与群众的关系，于是决心整肃军纪。在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“雷打石”前，毛泽东正式宣布三项纪律：行动听指挥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，打土豪要归公。经过毛泽东的耐心教育，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。

纪律初立，新问题接踵而至。1928年初，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后分兵下乡。战士宿营无床，便借老乡门板和稻草打地铺。部队离村后，有的门板未及时归还，有的归错原主，铺过的稻草散乱各处。草林圩群众向毛泽东抱怨，毛泽东据此将群众意见写进军纪，逐渐形成“上门板”“捆铺草”“说话和气”“买卖公平”“借东西要还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等规定。

此后，严明纪律始终伴随部队行军作战，毛泽东更是以身作则，严格执行。1933年8月，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调查。临走前，他让警卫员吴吉清按照规定去结清伙食费和食宿费。当地老干部听说毛泽东只住一夜，不肯收费。吴吉清只好把钱拿回来。追上队伍后，毛泽东马上问：食宿费结了没有？听说没有收，他立即让吴吉清回去缴清。同行的陈奇涵见已经走出很远，主动提出代办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叮嘱：“老陈，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。我们是领导干部，在执行制度方面更要严格。”钱后来交了回去。铲田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的账簿上，留下了一行字：“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住，到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，陈奇涵。”

1947年10月10日，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颁布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明确规定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三大纪律，并把“借东西要还”“损坏东西要赔”等列入八项注意。从具体朴素的“不拿群众一个红薯”，到明确完备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严格的纪律，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。

“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”

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，刘力功事件就是说明党的纪律严肃性的典型案例。刘力功在抗大学习后，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华北基层锻炼。他不愿服从，提出要么继续进学校学习，要么回原籍。党组织多次找他谈话，几天后，刘力功表示可以去华北，却又附加条件：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。组织没有答应，他再次拒绝执行。陈云亲自找他谈话，见他仍坚持去上层机关，便说：“你非要到上层工作，就到延安山头开荒去吧。”党组织给他反省机会，他仍坚持己见。中央最终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，并向全党公布。

1939年5月，陈云专门撰写了《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》一文，论述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。陈云指出：“个人服从组织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下级服从上级，全党服从中央”是党的纪律，党的纪律不容任何人破坏。

对纪律的强调，也落实到日常学习等具体事务中。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，中央宣传部规定，整风学习中的指定文件“必须逐件精读，逐件写笔记”。在一些人看来，文化水平高、参加革命时间长或过去有功劳，似乎可以在写笔记上打折扣。4月2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强调：“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。”既然规定要写，就要照办。他借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打比方：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，“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，还硬”。这个“紧箍”不只套在别人头上。毛泽东说既然大家都要写，“我也要写一点”。文化干部要写，“武化人”也要写，新干部、老干部要写，学校、机关都一样，“首先首长要写，班长、小组长都要写”,“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”。写完还要检查。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随后分工抽阅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，规定并没有因为对象是高级干部而另换尺度。

“有了偏差，就喊看齐”

1945年4月21日，距党的七大开幕尚有两天，来自各地的代表已齐聚延安。此时，中国共产党是拥有121万名党员的大党。队伍不断壮大，成员经历各不相同，思想认识上难免存在差异。正因如此，统一思想、明确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指出：“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，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。”“看齐是原则，有偏差是实际生活，有了偏差，就喊看齐。”

毛泽东强调的“看齐”，并非停留在口头上的口号，而是要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校正偏差、统一行动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，正是把“看齐”从原则要求转化为组织纪律和具体制度。1948年1月7日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《关于建立报告制度》的指示，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，“每两个月，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”，并注明“自己动手，不要秘书代劳”。

当时，邓小平正率部在大别山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后，敌军反复围攻，新区土改也出现急于求成的偏差。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后，邓小平于1月15日报告进入大别山后的总体情况，一周后又专门回答中央关心的土改等问题，3月再次将新区工作中“左”的错误及纠正办法写成报告送至中央。毛泽东阅后复电：“非常之好”。

有些地方行动迟缓，报告迟滞。毛泽东发电追问：在“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”中，邓小平尚能照规定报告，“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”，“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？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其根源是“无纪律思想”。毛泽东进一步说明，综合报告之所以必要，是因为它能使中央“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”，对负责同志本人也有益处——可暂时从日常事务中抽出，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”。一个月后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要求“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、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”。毛泽东把当时任务概括为“军队向前进，生产长一寸，加强纪律性”，并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”可见，纪律不是束缚，而是统一意志、贯通全局、赢得胜利的保障，全党步调一致，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来源丨共产党员

编辑丨葛欣

审核丨郑继新